任正非接受外媒采访实录：我不知谁是华为的接班人

第二，我个人也到过尼泊尔珠峰5200米的地方，去看附近村庄的基站。我说过“我若贪生怕死，何来让你们英勇冲锋？”如果我们是一个资本至上的公司，我们不会有这个行为。华为过去30年，为世界偏远和贫困地区的进步做出了努力，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华为为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更不要用猜疑来诠释事实。

《华尔街日报》Josh Chin：两个问题，您现在脑子里想的未来作为公司CEO的接班人是谁？第二,在华为文化的打造上，您发挥了什么样的角色？华为的文化是以进攻性，高要求著称，大家也经常概括成狼性的文化，在文化塑造上您做了哪些事情？为什么文化如此重要？

任正非：华为公司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客户服务，权力是为了推动共同价值观的动力和润滑剂，谁来接班，谁就有权力去推动价值观，，起到动力和润滑剂的作用。如果权力不受约束，就会阻碍和破坏这个价值观。我们的治理章程是力图实现分权、共进、制衡，使权力闭合循环，以及在循环中科学更替。

公司的命运不能系于个人。否则个人遇到安危，公司就不运行了？面向未来不确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我们唯有坚持集体领导，才能不断战胜困难，取得持续的胜利。集体领导机制的生命力与延续性，是通过有序的换班机制来保障的。所以，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170个国家、96768名持股员工的选举，这要形成新一届的权力机构。通过制度交接班，才能确保公司“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共同价值得到切实的守护与长久的传承。

我们分成了几层治理机构，每层治理机构责任聚焦明确，又分权制衡，避免权力过于集中或者因不受约束而被滥用。比如，建立核心精英群体，是由退出董事会、监事会的高层领袖组成，维护公司长远利益，掌握治理领袖的选拔，这个设计吸取了欧洲著名管理学家马利克的观点，也吸收了欧洲和世界各国重要百年公司的治理经验。董事会的选拔是“任人为贤”，资历不重要，他们的责任是多种粮食，改变土壤肥力，带领公司前进。监事会“任人为忠”，对董事和高管的勤勉履责予以监督。所以，权力在闭合中循环，在循环中科学更替。

现在轮值董事长有3位，每个人当值6个月，在当值期间是最高领袖，最高领袖是置于法下，这个“法”就是治理章程；也置于集体民主中的。比如，当值轮值董事长可以提议，3位轮值董事长商议以后，是否能将提议上常务董事会讨论；7个人组成的常务董事会通过表决，也只能形成提案，交给董事会表决；董事会多数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文件。董事长代表了持股员工代表大会，对常务董事会进行规则管理，常务董事会和董事会的运行必须遵循治理章程的规则。监事会是对董事行为进行监督。所以，谁是接班人，不知道，在循环更替中自然会产生，而不是我制定的。

《CNBC》Arjun Kharpal：想知道您对2019年的业务展望，我们看到华为的一些竞争对手，包括像爱立信，他们的日子很难过，这会不会帮助华为进一步去发展业务的多元化？2019年收入的目标现在有没有数字了？

任正非：2019年，我们可能会碰到国际环境的很多挫折，所以刚才我说我们的增长不会超过20%，估计在1250亿美金左右。我们也不会乘人之危去抢占爱立信、诺基亚它们的市场。而且现在整个环境对它们是有利的，因为有些国家限制我们不能进去，没有限制它们，它们的机会就比我们更多一些。

《华尔街日报》Josh Chin：您之前提到特朗普总统，还提到了美国的投资环境，想听听您的观点。您是不是觉得，中国应该进一步地向美国市场开放？如果是的话，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会有怎样的影响？

任正非：我一贯支持开放政策，但是我没有决定权。

我可以讲个故事给你们听。2003年，思科与我们有一场旷世纪的官司，当年华为还是“毛毛虫”。我们遭遇了这么巨大的泰山压顶的官司，那时候我的精神压力极大，主要是没经验。但是，我从来不会去煽动民族情绪和民粹主义来抵制思科，从而解决我们的官司问题。几年以后，钱伯斯与我在机场会谈，他非常清晰知道我们对思科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国家唯有开放、唯有改革才能有希望，不能为了华为一家公司，中国不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