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建议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保护劳动者

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2018年了说了一句，“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年轻人不爱生孩子”。在他眼里，幼儿看护困难是中国人生育痛苦指数之一：托儿所缺失、保姆的高成本以及老人缺乏经理照顾孩子，是年轻人不生孩子的重要顾虑。

携程曾用建设亲子园的方式效仿当初的国企办社会。按照设想，每天早上8点半，到携程上班的员工可以将孩子送到这家面向1.5-3岁幼儿，投资400万，占地800平米，地暖、新风系统以及儿童洗手间一应俱全的亲子园，下午6点半接孩子回家。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近年来关于“请老人来带孩子要不要给钱”的讨论则凸显了代际之间的矛盾。另外，老人自身的身心状态同样值得注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这样的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

30年前，李安用《推手》讲了一个老人从北京到美国，因为文化差异非但没有享受生活反而经历了种种无措的故事。现在，类似的剧情在中国的乡镇和城市间不断上演——老人在带娃之外可能没有其他生活和朋友，只能通过广场舞排解。“老漂族”一词应运而生。

面对996的工作和生活，就连红衣教主、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都只能在媒体见面会上无奈地表示：“在座哪位能够真正做到快乐工作，平衡好家庭和工作关系，我就叫他一声大爷！”

实际上，带娃问题早就是世界性难题。虽然大家都知道用钱能解决一切，但是答题的时候，在怎没用钱、用多少钱的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的思路。

“留守儿童”很可能并非只是中国遇到的问题。

2015年，《纽约时报》就用一篇《硅谷工作狂文化盛行，为人父母者叫苦》描绘过工作和生活不可兼得的问题。文中援引了数据库公司MongoDB前CEO的席雷森的例子。他忙的时候，每年飞行30万英里，还缺席了儿子的一次紧急手术。后来他因为选择辞职陪伴家人而被社畜们看作英雄。

不是每个人都有裸辞陪孩子的条件。没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风俗的美国，一度近乎走上中国的老路，上演由政策主导的带娃，只是因为法案被叫停，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

1971年，国会两党联合投票通过了《全面儿童发展法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该法案旨在全美创立一个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儿童保育中心系统。这些中心为小童提供早期教育，并且为大童提供课后托管，同时也提供医疗和牙科服务。

但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否决了这个法案，在那个冷战年代，这种非常社会主义的设想基本没有市场。尼克松言辞激烈地表示该法案“让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一跃坠入黑暗的深渊”，会“在育儿问题上从以家庭为中心转变为社会集体的方式，从而让国家政府背负上巨大的道德责任。”

这番话体现的是美国重视个人和市场的逻辑，而这种逻辑也为日后日托中心市场的两极分化埋下了伏笔。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斯图尔特·弗里德曼说：“当我们对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儿童保育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就会感到些许的尴尬和伤心，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文化。大家都认为要自己靠自己。”

1981年，总统里根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后果是中产阶级30多年收入一直停滞不前。为保持生活水准，美国母亲开始走出社会工作。同时，美国对提供儿童保育服务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