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DNA检测是错误的 那么沉冤何以昭雪？！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DNA检测测试标准提高。犯罪实验室完善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增加了对员工的专业技能培训，使得技术分析人员能够精炼提取技术，更好地防范样本污染。联邦调查局创建了用于存储已定罪罪犯和被逮捕者的DNA信息的codis数据库，规范犯罪实验室的检测过程，也试图对如何收集和储存样品进行标准化。 “有一种错觉，”阿伦森最近告诉我，“在DNA战争中提出的问题已得到满意的解决。很多人都准备好继续大步前进。”

其中也包括辛普森案团队成员贝里·薛克教授(Barry Scheck)和皮特·纽菲尔德(Peter Neufeld)。他们在1992年创立了无罪项目。通过DNA比对检测帮助冤案受害者昭雪。他们利用DNA测试赢得了178项豁免，而在大多数案件中，被错误定罪的往往是黑人。薛克和纽菲尔德在2000年合作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辩护律师睡觉，检察官在说谎，而DNA测试才是正义的望远镜。“

DNA检测不仅帮助翻案，在证据采集中的作用也不可或缺。国家和地方犯罪实验室的业务数量开始大量增加，涉及DNA证据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长。2000年，萨顿被定罪后的第二年，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包含的DNA信息已经超过500,000例，其开创的头两年协助了大约1600次刑事调查。现在，数据库存储的DNA信息已经超过1500万例，其中仅仅在去年就协助了成上万次案件调查。

随着DNA检测的广泛采用，其影响力开始渗透到文化领域，影响到人们的惯常思维。法律专家开始讨论一个所谓的“CSI效应”，形而上学的陪审团只要听到这三个魔法字母——DNA，就会达成有罪的裁决。2008年，密歇根州一名重罪审判法官唐纳德·谢尔顿（Donald E. Shelton）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安娜堡市随机采访了1027名陪审员，对他们期望检察官在刑事审判期间出具何种证据作了调查。四分之三的陪审员表示他们希望在强奸案中能有DNA证据，近一半陪审员表示他们希望在谋杀或企图谋杀案中能够有DNA证据; 22％的人说他们期望在每一个刑事案件中都有DNA证据。谢尔顿引用一位地区检察官的话说，“他们希望我们有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他们希望定罪看起来像和电视上一样。“

谢尔顿发现，陪审员的希望与他们的定罪意愿之间并无太多联系，但研究表明DNA检测在法庭上是一个强大的定罪推进剂。澳大利亚的一名研究人员最近发现，涉及DNA证据的性侵犯案件中，其被审讯的可能性要高两倍，导致有罪判决的可能性高33倍;同样，凶杀案件被审判的可能性高14倍，以有罪判决结束的可能性高23倍。正如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在一项关于法医证据的大型研究中指出，即使控方有引入DNA检测证据的想法，就也足以让被告投降。

（编辑：PHP编程网 - 湛江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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